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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時報【楊舒媚／專訪】

二○一○年底，主計處最新統計，包括愈來愈多的派遣勞工在內，國內非典型就業創歷史新高，達七二.三萬人。其中，十五至廿四歲勞動人口中，非典型就業者占廿五％，居各年齡層之冠。看著這樣的數字，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前執行委員劉侑學說，「青年貧窮化趨勢確實愈來愈嚴重，只是大多數人都覺得，那是年輕人自己不努力的問題，因此不去重視。」

二○○四年，也是在寒冷的歲末，工運健將簡錫堦找了包括東海、中興、輔大、東吳、台大、政大等幾個大學的異議社團，討論青年貧窮化議題。這群年輕人發現，打工族的最低時薪僅六十六元，比外勞的薪水還低，於是他們集合起來，要求官方、連鎖加盟業者、中小企業代表，應依據兩周八十四小時的工時規定，將每小時工資上修為九十五元。從「九十五元」的抗爭開始，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因應而生。

促成最低時薪95元 成員多大學生

成員多為大學生的九五聯盟，這些年來打了不少重大戰役。幾年來身負九五聯盟領導與論述任務的劉侑學表示，包括讓打工族的基本工資時薪調到九十五元、反對拉低大專生薪水的政府對企業實習補助方案（簡稱二十二Ｋ）、反對企業濫用離職違約金等，都是九五聯盟打的仗。近期，針對行政院長吳敦義「無薪假應該得諾貝爾獎」，以及監察院長王建煊「大學生打工是浪費黃金時間，笨死了」的言論，九五聯盟也與其他社運團體合作，發出抗議的聲音。

劉侑學說，九五聯盟關心青年貧窮問題，他們從網路出發，而會由網路循線找他們幫忙的，也多是年輕人。彼此共振下，青年九五聯盟在幫助年輕人就業的議題上打出名號。但劉侑學也指出，他們接觸的個案性質，「隨著時代在改變」。

非典型工運代言人 打過幾場硬仗

非典型就業權益不受保障愈來愈嚴重，除了年輕人外，其他如補教業、餐飲業臨時工、派遣人力，或以自由兼職為主的「飛特族」（freeter的諧音），凡是遭遇非典型就業問題的受害者，都開始找上九五聯盟。由於傳統工會關心的對象多是製造業、男性，與職災問題，找上九五聯盟的則多為女性、白領、服務業，漸漸地，九五成為「非典（型）工運」代言人。

由於在可以適用保障非典型勞工的法令上，政府貫徹決心不足，加上勞動法律也沒有儘速調整，導致雇主很容易漠視非典型勞力的權益，使其成「窮忙族」（working poor）。劉侑學指，他們剛開始為「窮忙族」爭權益時，「這一塊其實是沙漠，沒有力量。」

初出茅廬的非典工運者，一開始只知道帶著受害者去找雇主理論，劉侑學說，「其實大多數雇主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法，有的怕麻煩，賠錢了事，有人則不理我們。」

勞資協商攻勢銳利 官商不敢忽視

為了讓權利爭取更有效益，這群邊做邊學的非典工運者，開始走官方程序。他們帶受害勞工到勞委會抗議，逼得勞委會把資方找來協商，還曾成功讓資方乖乖地「扛布袋來還錢」。但劉侑學說，為了讓官員重視、與官方辯論，他們得自己去讀法條、寫新聞稿；另一方面，也請在勞委會有影響力的學者幫忙提案。劉侑學回憶，「一開始，官員惦量對手是我們這群年輕學生，常用輕蔑的口氣講話，例如他們會在回應的新聞稿裡，稱我們是『部分人士』『少數人士』。」

不耐被敷衍的非典工運學生，於是每次出發前進行縝密的沙盤推演，想盡各種辦法不讓業者與官方卸責。像是為了爭九十五元時薪，裝扮成麥當勞叔叔，到麥當勞門市下跪，還不忘發媒體通告；或是到85℃連鎖加盟店，輪流排隊質問業者，直到業者無法招架，答應派人協商勞資爭議。九五聯盟攻勢愈來愈銳利，官方與資方也愈來愈不敢忽視這群「毛頭小子」，劉侑學說，「如今除了傳統工會外，九五聯盟開始在勞委會有發言權，更有趣的是，後來勞委會會定期把官方刊物寄來。」

只是，九五聯盟也遇到發展瓶頸。一是他們的服務對象以非典型勞動者為主，但打工族、派遣族等非典型勞動者分布零散，使得九五聯盟始終無法如傳統工運般把支持者組織起來，這也讓九五的資源與募款捉襟見肘，成為「不穩」工運。其次，他們的幹部多是學生，會有當兵、出國、就業的現實，人員流動也讓社團有難以維繫的不安。

資源不足人力短缺 陷入路線爭議

劉侑學坦承，資源與人力的缺乏，讓九五聯盟內部陷入路線爭議。「我們有一群人，希望能一直由受薪階級的角度出發，走出台灣既有政治框架，也可以說我們比較自命清高啦，反正就是認為不應該接受來自特定政黨或個人的大筆、固定資金。」而另一派，則是評估該與政治保持「靈活的互動」，接受奧援。

儘管九五聯盟的運作仍在磨合，但不變的是為青年貧困議題、為窮忙族出力的理念。劉侑學說，經過長期努力，九五聯盟已有一定的發言權，未來，則要持續累積社會的信任，成有更有影響力團體。